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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沅资本

姚景源

2014.09.28


《新思维看中国经济的“三期叠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那么,什么是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哪些构成了中国经济现在最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我认为,如果从阶段性特征入手的话,我主张还是要分析和把握“三期叠加”。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正处在 “三期叠加”这样一个阶段,所谓三期叠加,第一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增长速度换档期,第二是我们正处在结构调整震动期,第三是我们正处在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的消化期。中国经济复杂在哪里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震动期和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的消化期,这三期现在是同时出现,而且作用是相互叠加。所以我们面对的情况、形势、问题就更复杂。第一个,增长速度换档期,所谓增长速度换档期,就是说大家要认识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了现在,我们需要换档。这个增长速度换挡不仅仅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我们面对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需求。


      大家知道,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我们靠什么呢?很重要的是靠两个红利。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从1978年开始,我们就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在农村我们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我们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样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红利就强有力地来支撑我们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改革到了什么阶段呢?还是用总书记的话讲,他说我们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什么叫深水区呢?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过去有一句话,就是小平讲的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我们到了深水区,这个水太深,这个石头我们现在摸不到了。什么叫攻坚阶段?习近平同志讲,就是说在改革问题上,我们把容易吃的肉都已经吃光吃尽,现在改革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那么现在要想继续地获取改革红利,需要我们的增长速度换档,然后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除了改革红利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红利,在这30多年里强劲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我讲过,毛主席给邓小平留下的,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大家想想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几亿小青年,不怕苦,不怕累,想干活,就是几亿年轻人的人口红利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去年净减少233万,前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345万。就是说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以二三百万的速度在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国的老龄化迅速推进,我们这十年的时间中国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翻了一番,到去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正式突破两亿。当然这是好事,我们经济发展,国民体质有了根本性的进步,但是老龄化这么快到来,养老问题怎么办?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现在人口模型去推导的话,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1/3,什么概念呢?就是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头或老太太,你说形势何等的严峻。


      当然,换档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客观地讲,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子掉下来两三个百分点,这不是个小事,它对我们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冲击。我们相当多的同志对换档不适应,比如说官员不适应,过去30多年,官员基本上都被训练成速度型官员,讲速度,讲大干快上,但是一说换档,他不会干了。我们的企业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企业过去更多地也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就是不停地上项目,从速度当中求效益。但是现在要换档,也有一个不适应的问题。我觉得在换档问题上,我们还要把握一点,就是就常识来说,汽车换档不能从五档一下子换到一档,显然车毁人亡,是不行的。那怎么办?需要五档换成四档,就是回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时在起草的时候,大家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要稳中求进。所以不能在换档之际我们的经济从五档掉到一档,要坚持稳中求进。这也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底线思维。


      第二个,结构调整阵痛期。中国经济说到根本还是结构的问题,我们的结构有很多内容,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如果大家要求简单点儿、有立体感、好把握,你就看产业结构,就是一产、二产、三产。


      我们的一产现在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农业是极其薄弱的。可能大家因为粮食十年丰收,对中国的农业感到乐观。去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是一万两千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去年进口粮食超过7000万吨。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上都讲,说我们13亿人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我们的饭碗必须要端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最大的国家安全。为什么这么讲,饭碗端在我自己手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就讲一个概念,在海口这个地方主食吃大米,现在全世界一年大米的贸易量是3800万吨到3900万吨,我们中国一年大米的需求量是1.4亿吨,也就是说把全世界大米一年的贸易量都拿到中国来,也仅仅能满足中国人消费的1/4略强一点。


      我们现在农村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相当低。全国现在人均耕地面积不到2亩,按照家庭联产承包制算的话,一家一户,85%的农户只有10亩地以下。各位可以设想,让农民靠拥有土地在10亩地、8亩地走向小康和富裕,这是不可能的。农业、农村、农民还有一个数据就是4、5、6。在农村有4000万留守老人,5000万留守妇女,6000万留守儿童,总共是1亿5000万。


      我们农业组织化、规模化的程度比机械化的程度更低。我在新疆调研摘棉花,原来摘一斤的工资是四毛到六毛,现在已经涨到两块多了,还是找不到人。美国摘棉花都是用机械,我们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大规模生产摘棉花机械的企业。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状况就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我们的二产有什么问题?二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中国的二产规模确实很大,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各个国家都要440种重要工业产品。现在联合国的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81种产品的产量是世界第一。去年发电设备占世界总量的60%,造船占40%,机床占38%,汽车占25%。原来我们都是用美元来公布服装出口,后来我说用美元老百姓不太明白,还得换算汇率,讲实物量老百姓好把握。现在全世界是70亿人口,扣掉中国13亿,还有57亿。我们现在每年服装出口的数量是给这57亿老外每人每年平均做三件半衣服,再加上两双鞋。这是了不得的出口数量。


      但是整个的二产基本上是在国际分工的下游,是在末端。我们缺少创新,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就赚点微薄的辛苦费。我们现在给全世界的老外每人每年做三件半衣服,这么大的出口量,但是基本上全是贴牌。iPhone 6有相当数量是在中国广东、江苏、四川、河南生产的。一部苹果手机的利润49%归美国,30%多归日本,韩国还拿走15%,我们仅有3.63%。因为没有创新,没有技术,我们就是赚点辛苦费。


      所以习近平同志8月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时,再三讲到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不足,创新乏力。去年达沃斯年会上,李克强总理做演讲,题目就是“创新刻不容缓”。


      第三产业的问题是所占比重太低,现在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6%。美国是80,我们比美国低了近一半。全世界把非洲算进去,平均水平是60,我们46。我们三产不但比重低,档次、层次也低,尤其缺少文化、教育、科技、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


      在结构调整上,我们现在突出面临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中国水泥生产能力为30亿吨,去年才生产24亿吨,6亿吨的生产能力在闲置。中国煤炭一吨平均价格比2012年最高的时候掉下来了360元,全国一年的煤炭总产量是36亿吨,拿36亿吨乘以360元,这个行业的上万亿产值没了。所以现在中国的煤炭行业70%亏损,30%欠发工资。解决这个产能过剩,确实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现在中央讲我们要改造牺牲一批,消化一批,淘汰一批,再转移一批。你说你淘汰,淘汰就有代价。


      8月习近平同志组织政治局会议,有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住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产能过剩是一个宏观的概念。现在一个企业为了解决宏观产能过剩问题而淘汰自身的产能,是为了全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做贡献, 我主张,政府可以采取有偿的办法,政府给些补贴来换取整个综合平衡。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以往刺激经济政策的消化期,以往我们刺激经济政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受限。对于三期叠加,有的同志讲说能不能平衡一年半载,挺过去,我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我始终坚持,应该是三到五年,绝不是一年半载。


      回过头来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看三期叠加。我们现在应该把握住挑战和机遇,我们处理好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就能够使中国经济走上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新常态,就是经济的增长从过去更多地依赖速度支撑而转到依赖质量和效益上;从过去更多地依赖大量的物资资源投入,转到依靠创新与技术进步上;由过去对环境和资源过度的消耗,转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上,使整个社会能够在新的发展当中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这样来讲,我们要看到现在既面临着各种复杂局面并存的巨大挑战,但是同时也恰恰处于“化挑战为机遇”这样一个良好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