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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沅资本

柳卸林

2016.09.29


《金融在拖中国科技创新的后腿吗?》




      金融也会关注,但不是我的专业,所以金融我是外行。因为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的创新,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话题连起来,金融在拖中国科技创新的后腿吗?这个概念,我谈六个话题。

      首先第一个话题,我们身边每个人都离不开科技,我们有今天的生活是人类通过各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所以科技创新是增长的源泉,尽管经济学家想理解,觉得很难。但应该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科技技术变革的结果。科学有很多种功能,有一种功能可能和经济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们对自然重心的理解,对宇宙的理解,像这些东西也需要,可能需要国家支持,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这是一方面,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科学技术,像引力波,包括我们现在发到太空上的东西观测,都是要了解宇宙的奥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科技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所以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比如说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都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这个过程中,科技无所不在,但是你很难捕捉到它。所以这也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最大困境。


      现在我们搞科技有三个功能,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第二个是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比方说国防科技,包括美国国防部。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国防部是我们今天科技的重要推动力量,比如说GPS、互联网,那是美国国防部搞出来的。但是它为什么要搞这些科技,是因为它要加强美国对世界的霸权统治。前两天我在里斯本开会,美国一个海军办公室的人跟我说:美国海军办公室一年有20亿美元搞科学研究。也就是说美国居然有军工部门花20亿美元搞基础研究,我很惊讶。美国人想领导世界,它是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第三个,很多的科技是从消费者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它没有什么国防,没有什么科学贡献,它是怎么样啊?它是解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要通信,我们要更快的通信,这是一个创造价值的活动。

  

      我们长期以来,科技部门和金融部门长期是有代沟或者有鸿沟,鸿沟就是说科技部门需要在我们科技的早期有金融部门的支持,但金融部门怎么样啊?他们更喜欢一个科技、一个产业在快速增长的时候给予投资。所以他们是逐利的,哪有利润,哪有投资,哪有回报,我就去。而在早期这个阶段是怎么样啊?在短期内是看不见回报的。这里面这种差距是什么样的?是科技与金融没有密切结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需要发明很多的工具和手段,怎么样让科技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服务,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国家的投资,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包括创业板,其实这些都是后来发明的金融工具,它干什么?就是要解决科技创新中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干什么呢?首先一个话题,很多的科技,它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显现商业价值,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链条很长,从DNA到纳米到激光,你去看,任何一个科技走向老百姓的生活,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就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是不会支持你的,那谁来支持?那就是美国最早发明的风险投资,它从MRT出发,我们搞一些项目,支持科技的项目。

 

       风投就是看重你的价值,你的思想,而不是你的固定资产。应该说风投这个目标,我们的人类应该支持疯狂的想法,因为这种疯狂的想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被人否定,被人认为是疯子。包括乔布斯当年做他的PC,他要把他的PC打造成一个美学的产品,包括今天的苹果手机。这样一个概念和当时人们认知的计算机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乔布斯就是一个疯子。他要坚持把一个计算机设计成一个美学产品,包括后来的iPad,都是一个延伸,所以才有今天苹果的辉煌。这不是大多数人看得见、做得出来的。所以风险投资做什么呢?就是要看到这种疯狂想法的价值。

      第二个话题,我老觉得纳斯达克也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也是我们中国一直在学习的。人家纳斯达克可能没有什么门槛,这个技术,这个产业有没有价值,是让消费者来说。今天中国的光伏70%都在美国上市,为什么中国上不了市?因为在中国,它是一个亏损的行业,美国为什么能够上市?为什么还有股票价值,因为美国人认为光伏是改变我们能源结构一个重要的技术。这就是对未来的判断,我觉得这就是金融,包括消费者怎么看什么是未来的好技术。这个就是我说的,说白了,我们要重新看我们科技的价值。

 

       过去这20、30年,中国是一个对科技非常重视的国家。我们现在对科技重视到什么程度?研发占GDP的份额和美国、欧盟是一个水平的,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欧盟差很多,但是我们的科技已经搞上去了。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政府非常重视科技。我们的风险投资,我们其他的投资是不是攻上去了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图,从2010年开始,每年研发经费的支出,风投所占的份额,2010年是0.6%,2013年下降到0.3%左右,2014年又继续上升。科技快速的投入,没有引起我们中国风投的快速跟进,这也是说政府走在前头。

      另外一个是麦肯锡给我们中国创新做的一个解剖,这可能跟前面大家说得有点不一样。麦肯锡说我们中国尽管科技在飞速发展,但是科技对GDP的贡献,这种科学为基础的创新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强在哪里?强在用户驱动的,效益驱动的,这是我们的强项。像阿里巴巴,包括通信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中国强还真不是强在科学驱动的创新上,什么叫科学驱动的创新?比如说医药,那很明显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几条,一个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对科技的重视可能更偏向于增强国力的,国民经济建设,比如说高铁、北斗、天宫这些东西。但市场上的金融资本更偏好于一种短期效应,另外一个角度也在说,刚才前面几位专家也在说,可能我们的科技质量做得也不是非常好,所以这里面让金融部门失望了。

      我们中国最近几年金融部门怎么做呢?对制造、房地产业应该是投资重点。我看这是麦肯锡做的一个报告,中国对早期企业成长的支持,放在全球背景来看,中国和美国硅谷,美国其他城市,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亚洲、东南亚都去看,我们只有17%,和其他国家相比都差的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部门对早期企业的投资是非常非常不足的,尤其从全球来看。这个报告是一个德国公司做的,中小企业的隐形冠军,德国有1000多家,中国只有68家。我们的金融对初创型企业的支持,从全球来看是一个弱项。我知道中国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流向了房地产。

  

     还有一个话题,中国风险投资发展起来了,但是风险投资太强调短期效益,追捧某些热点,包括现在的互联网、无人机。我现在看很多创客空间仍然在做无人机,有那么大的市场吗?中国都在追概念。发现互联网金融,就到处都在做互联网金融。我们的概念太多,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跟欧洲比较,欧洲的专利在于不同产业的价值,它排在第一位的是化学、医药、通讯、测试仪器设备,至少它比较分散。不像中国就找几个热点,如果只是这几个热点,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看不见真正有创新性的企业,或者我们的资源是倾斜性的。

      有时候我老问自己,中国金融为什么不能培养超级的创新性企业。因为在我们搞投资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只有少数的企业有最大的投资价值。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只有思想偏执的人,可能某些小人物才能做得到。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是通过日本的软银支持起来的,现在最有创新力的企业之一腾讯,也是通过印度,乃至南非的风险投资支持起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些企业在早期就得不到中国金融机构的支持,它为什么要到海外去获得资本。这里面就是我们金融部门需要反思的一个话题。

 

      有时候我就说中国人是缺钱吗?我觉得也不缺钱,我们现在一搞,什么产业集群基金,一搞就是一千多亿。现在我们搞3G、4G、5G,包括我们的高铁都是很烧钱的。如果高铁没有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你们金融部门都不敢支持,为什么?因为它需要20年才能回收,有时候我们只能靠国家开发银行来投。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缺钱,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找不到创新型的企业。我们都是按照比如说政府的资金一般也是在支持有政治意义的产业政策,或者是现在看得见的有价值的产业技术,比如说航空、高铁、北斗,像这些事情都是国外已经做过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的未来中国人能够贡献什么样的原创性的技术,这种支持可能就找不到了。

      现在科技部的朋友、官员也在,像阿里、腾讯,我得说不是我们科技部门支持出来的,它是风险投资国际化的资本支持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中国这种官本位的文化,这种草根阶层的创新,包括像马云这类人才是得不到发展的,马云在北京也失败了,在上海也失败了。在上海为什么失败啊?上海认为他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不会给他支持的,所以他又跑到杭州去了。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中国怎么样啊?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就是一个杠杆。可是现在很多创新是怎样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面向服务的创新,而这些创新你根本没法用传统的科技指标给予衡量。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转变。

  

     另外一个话题,中国的科学,刚才邓司长也说了,科学成果的转化仍然存在很多制度的制约。第一个,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大学排名,不断的在增长,大家都很高兴,北大清华又前进了几位,世界一流大学了。专利也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个现象,好多的所谓的技术是在大学、科研院所,包括中国科学院,而不在企业。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就翻一下机器人的专利。在日本,都是企业拥有这些核心专利。而在我们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是排在前三名。中国这些大学的技术能否培养出新的google出来吗?这就是一个话题来了。像google,包括很多硅谷企业都是市场培育出来的,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呢?我做了一个思考,中国的大学大量的资本是来自于政府,它不是来自于产业。所以我们的高校老师,眼睛里面没有产业需求,他紧盯着国家的钱,这就是一个问题。我现在遇到好多的老板,老板们说:现在国内大学搞产学合作非常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活的挺好,活的太好、太舒服了。

  

     第二个话题,很多学校也不重视有价值技术的培育,可能到处搞圈地,搞校办产业非常积极。比如说在欧洲,大学研究机构许可的产业比例非常高,大约占到34%。而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5%都没有。为什么?一个是没有价值,一个是产业部门和大学产学合作太困难了。这里面我看到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经验,它说:我们怎么样把高风险这样一种技术,找到一个买主,找到一个风险投资。首先一个话题,大学尽量把利让位给初创企业,大学不从这个初创企业获利。为什么?它认为初创企业的快速成长,最终会给大学回报的,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创的业。像硅谷,现在给斯坦福大学的回报是一年好几亿的美元,你放水养鱼可能是很重要的政策。

      另外一个话题,尽量把这个利益让位投资企业,为什么?要告诉投资企业,这个可能需要很长的回报,我让利给投资企业。大学怎么样?不能跟产业部门抢利,这是大学的定位。可我觉得我们的大学现在跟产业部门抢利,和初创企业抢利。我觉得中国需要转变的是一个系统的转变,包括斯坦福大学的经验,说很多有价值的技术需要20、30年的合作。看我们的时段,我们哪个技术、哪个风投、哪个企业可以跟大学签订20年的协议,几乎很少,在我们中国没有一个远见的意识。

  

      最后讲讲成果转化法,刚才邓司长也说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我个人认为它是需要理论的突破,其实这不是理论的突破,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科研人员通过我的创造力创造资产,是私有财产还是国有财产。如果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那我就是国有资产。如果我现在不是科学院大学的教授,我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我可以是私有财产。可是大量的创造型人才都在大学,他创造的成果,不管将来的价值能够放大多少倍,都是国有资产。所以这就是一个国有资产的限制,使得科研人员现在办企业的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尽管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没有解决。美国的做法就解决这个问题,产权到底归谁?你的治理劳动成果是归谁的?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有时候我老在说,中国未来的产业革命,第一仍是土地革命,让农民拥有土地。第二是企业的革命,让企业家拥有你的企业。第三是知识产权的革命,让科研人员,让创造型的人员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第三轮革命,如果有第三轮革命,科技进步就顺畅多了,这是我的体会。


      最后,我说一下新的趋势和转换。未来中国经过大量的科技投入,整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是在提高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还遇到一些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刚才讲了金融部门可能不太理解科学发展的进步,可能不敢在这种高风险的领域进行投资。但是在未来,我老是和美国的模式和日本的模式做比较,未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软件,这些越来越虚的东西,越来越软的东西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有可能在世界上领先一步。所以我在臆想,未来的好多创新,实际上是连接互联网系统的,在互联网系统里面,比如说金融对草根创客的支持;大数据使消费者行为和需求的确定更加精准;一些金融产品可以让开发方和客户一体化;产品开发的模块化可以全球分包。未来越来越多的创新是分布式的,我想这些东西在改变我们的创新模式。


      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年轻人的创业文化在改变。因为像我们老一代人,找一个国有部门、国有单位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值得你奉献一辈子。年轻人对自己的价值越来越重视,他们已经抛开我们老一辈人的观念。未来有创造性的人才,他们会永远值钱,我想像乔布斯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看刚才的互联网金融与创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它就可以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包括P2P、众筹,它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新工具。原来我们的银行系统是没法做这种小额贷款,现在互联网金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互联网金融还可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解决了一个长尾的事情,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有资产,不过资产很少,但是他们需要金融。这个时候我们互联网金融对草根包容性的这种创意支持,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一种包容性的创新。我想互联网金融正在改变传统支持创新的手段。


      最后我就一句话,金融机构需要理解科学的规律,从更长远的眼光来与科学合作。金融机构需要更有风险意识,与创业者共享梦想。有时候在支持创新的时候,太强调钱,你得不到创新。但是你要有梦想、要有远见、要有未来的理念。中国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好的技术来服务世界,未来互联网世界是一个新的创新世界,会有很多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未来,科学和金融结合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